[10] （一）人工智能是否是人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法律主体或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域变化。
其次，法律系统内部多样性的提升，即要素差异性的提升。因此，正义标准在如下两个方面必须由法教义学概念与命题加以补充：（1）各种事实之间不同方面的相同与不同，是与法律相关的。
它之所以关涉到法教义学研究，并在法教义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性，乃是因为法教义学研究所观察的对象，即大量的司法案例是在此种法律适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无米之炊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把探寻原因的目光放到了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生产的机制与制度性条件方面，而非仅仅希望凭借法教义学研究者群体单独的努力来扭转格局。基于实践需要，许多基层法院的法官尝试将法庭内部反复大量出现的一些案件类型的审判经验予以文字化和系统化。也有学者指出，如果能够汇合法院、学术界、出版界的力量，形成一种法典评注与法学通说的机制，那么一定能够大大促进法教义学的研究。遗憾的是，与热火朝天的各种关于法教义学的研究和讨论相比，真正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法教义学研究仍是较为少见。
如果仔细分析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相关判决，就可以发现，在个案审判中，法官往往根据个案裁判的具体需要，随意地限缩刑法中正当防卫条款构成要件的范围。部分有识之士则认识到，在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对现状与不足的反思更应关注生产机制与体制问题，并初步指出了学说与判例良性互动与沟通机制等方面的缺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国国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为此，为重塑国内法治的话语体系，首先就需要尽量缓和这个略显吊诡的结构性困境，而要缓和这种困境，就应当从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对西方法治的经典理论进行深度祛魅。44顾培东：《法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化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作为一种具体的思维投射，法律东方主义亦不例外，其造就的结果经常是作为主体的西方观察者可以不自知地声称拥有对于中国法的最终诠释权，而且他们做出的诠释与界定总体上往往是负面的⑧：中国无法，中国缺法，由此需要仰赖西方向其供法，以期有朝一日使其达致事先设定的有法标准。不惟如此，此等转型路径秉持的绝非阶段性分步走最终在所谓宪政新境界之后执政党自行解除领导权的所谓训政思维，而是潜在践行由执政党始终领导的一站到底式的直通车思维。
30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59此等历史构造实质性地决定了一套目标指向明确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理论有待形成，注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伴随共产党谋求自我更新的深度与程度而渐趋完成。
一般对于深化改革的期待，应该不只是在旧秩序理念下的某种大幅度调整，而毋宁是通过某种新理念带动建立的新秩序。迈向东方法律主义，如欲避免沦为全盘的自我差异化，就必须恪守法治的这种内在规定性。51不难看出，两位学者的观点异曲同工，秉持的皆为一种形式主义的法治观念，即一种组织良好的法律秩序、一套起作用的法律规则与其服务的社会目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法治首先是基于法律自身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伦理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意义上，无怪乎王人博提出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经过现代性转化亦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的主张。
诚如黑格尔阐释的那样，自我意识在自身反思中认识不到自己，只有通过自身的颠倒，实现对意识对象的他物反思，才能在自我与对象区别的基础之上意识到并保持自我的确定性。32强世功：《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从法律帝国到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主题词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其中新增的副词全面之意涵实质指向便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道德与法律、社会与国家、政治与文化、现代与传统等要素同时纳入关于国家治理的思考范围，63以期真正达致通三统式的有机统合。13Duncan Kennedy，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Legal System， ALSA Forum 1982（6）. 14［意］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起源》，姚乃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二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必须有法可依。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文本的分析，梁治平主张，此等法治至少应当包含四点：一是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前者提出明确的法治建构路线图，但可能仍显得激进而被简化理解为邪路，至少当下难以具有可行性。其言虽属公允持平之论，然彼时内忧外患、前途未卜的中国却根本不具有将此畅想付诸实施之可能。
可以说，守持不同主张的法律人，其基本愿望都是积极的，都对中国法治抱有善良而急切的期待，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适度保持这种张力有助于防止和矫正法治进程中的偏差。除却中间存在的折中态，两者的争议点总体聚焦于中国法治体系之构建必须立基于本土政治现实还是掩耳盗铃般忽视甚至无视这个现实而只需单纯取法于西方模式本身这一问题。将党规党纪落到实处，不仅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而且也会造就国家法治的根本性改观。魏磊杰：《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发展次序论：如何理解现在的福山？》，载《公共行政评论》2016年第2期。50揆诸中国当下政治现实，顾培东指出此种内在规定性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和社会主要领域、主要社会关系及社会活动中，保持法律的基本规范和调节作用。一方面，后现代不是对现代的替代而只是对其的反思。
50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中国文化》2015年春季号。根据前者的分析，国家法中心主义法治观对中国法治建设主要造成了两方面消极影响。
11显然，在这种语境下，知识就是权力这一论断，获得了最为圆满的呈现。与以往的法律改革导向一样，此一转向彰显出在规范位序上，我国的改革者往往倾向于将形式法理念思维置于优先考量的地位。
二、认真对待法律东方主义 在认识和支配东方这一层面，如果说福柯给萨义德与络德睦提供了一种描述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方法，那么，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则提供了一种方法来解释某些关于东方的观念如何优越于其他的观念。具体到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推演：迈向东方法律主义便是在现有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新法治话语体系的问题。
22针对这种观念，如何对其解读，如何对其深化以及如何对其践行，必将脱离作者原初设定的思想脉络，而端赖于作为行为主体的阅读者在全球权力日趋重新分配的今天如何对自身法律文明之未来走向进行评判与重塑。现实中，某些庸俗国情论或特色论的主张者凭借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合的优势，以简单的判断和结论取代对真实问题的分析和探察，空洞甚而武断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与主张，并习惯于用一些不走心、不过脑的空话套话去证成现实中的存在，执拗地笃信存在就是一种合理，不仅降低了其意见与主张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而且反而更会刺激和强化作为其对立面的自由主义式的法律自我东方主义，48造就非黑即白的左右立场之争，批判的武器最终可能演变成武器的批判。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实质上是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与法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法理学中的重要命题，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同样也存在（如执政近百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以及自新加坡成立至今唯一执政的人民行动党）。41该国具有完善和专业的法治，与中国的国情相似，其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主导社会的制度，总体上聚焦于如何在维护唯一执政党领导的前提下形成一套规则之治而非发展西方式的政治自由主义。
57就此，强世功指出，这种单纯强调国家和法律的权威，甚至通过简单强调党在人大中的模式来削弱党的权威，最终可能将我国引向西方类型的党国分离体制，它与单纯强调党的权威，将党完全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从而蜕变成苏联类型的党国整合体制的另一极端，皆不足取。此等讲求和这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制度设计，并非一种无所侧重的和稀泥式的政治修辞，而是旨在追求在秉持形式法治建构理念之同时，妥适兼顾中国传统礼法理念与社会主义政法理念，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协同造就良善之国家与社会治理这一终极目标。
在此基础上，为使得法治中国成为可能，未来的法治建设应当重点处理好下述三类关系。24 那么，何谓东方法律主义？在《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它只是一个未经准确界定和未经深入阐释的孤零零的概念。
然而立基于络德睦对法律东方主义的批判脉络，我们不难对东方法律主义应当具有何种基本内涵进行初步的描述。62参见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9—120页。
政治与法律之间有适度区隔，司法机关只忠实于法律。他们认为，法治中国的理想模式是，党在人大中占绝对多数，领导立法，通过法律实现其政治目标。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一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引入了大量关于西方法治的正面资料，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那些对其进行历史纵深解读与潜在问题批判的文献。
⑥［英］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理念·认同·现实》，陈子瑜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8页。为此，我们还要善于将政治化的倡导、政治化语言还原到学术语境中以学术化语言加以表达，唯有如此，才能够拓展更大的学术讨论空间，与世界各国在彼此可沟通的语境中交流和对话。
然而不过二十年，2016年中国的GDP已名列世界第二，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是英国的四倍，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总体的思路是在主导政治力量与法治的关系方面，坚持并发挥执政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和推进作用与执政党自觉接受宪法法律约束、依照宪法法律开展活动相结合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国家法治的特色都是在相对意义上成立的。在规范层次上，片面强调国家立法的权威地位，忽略党规党纪、道德与社会习惯等其他规范，导致法治发展与社会失范并行的悖谬现象。